朝鲜难民拘留所里没有人：所有的逃北者都害怕身份暴露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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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朝鲜这样一个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出现重大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们，能去的现场只有一个，就是中朝边境，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触摸到这个与中国山水相依的邻邦的脉搏。

  现在丹东市内最高的建筑还是位于锦江山西麓的抗美援朝纪念碑，纪念碑之下，结构如碉堡一般的抗美援朝纪念馆俯瞰着脚下绵延展开的丹东市以及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城市新义州。2006年11月13日，从山顶鸟瞰，丹东市内一片宁静。比起丹东，新义州看上去灰朦朦的一片——在地平线以内就能看清楚新义州的轮廓，甚至新义州往南，一片看似农田的旷野。

  “你们是来采访朝鲜核试验那个事儿的吧？”在中朝友谊大桥下的货物边检站前，“中介”公司的小伙子眼神暧昧地对我们说，“前两天就来过几个老外，也是在门口探头探脑的，没敢进来。”这家“中介”公司是边检站附近数十个做“边贸”生意的公司中的一个，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从鸭绿江对岸过来的朝鲜“客商”，这些“客商”或者是负有“组织上”的任务前来采购的朝鲜官员，或者是居住在朝鲜境内的华侨——这与中国其它边境地带所常见的往来贸易的情景并不相同。在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中，整条“边贸街”上并没有看见一个行迹象“客商”的人。

  “什么都卖啊，绝大多数都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再组织货源。”公司唯一的接待人员看上去很热心。这个临街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仅仅摆放了一台电脑和一部电话。“卖的最多的是服装和小家电，收录机之类的，还有汽车轮胎。”

  丹东市70万人口，朝鲜族居民不足两万，但边检站附近，几乎看不见任何汉语的标识，所有店铺的招牌都由韩文书写。电话铃响之后，这位自称汉族的小伙子操着一口流利的朝鲜语，与人洽谈起生意的情况，并不时在笔记本上作一些记录。

  不远处就是铁路公路两用的中朝友谊大桥，“友谊大桥上汽车道只能容一部汽车过，所以一般是单向行驶，他们那边过车的时候，我们这儿过去的车就得等着。”铁路桥的使用并不频繁，除了北京至平壤，莫斯科至平壤两班固定的国际列车，往来的货运列车不定期，“这几天通过的少多了，但还是有。”

  丹东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为7亿3986万美元（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为20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亿7313万美元，这两个数字中有分别47.5％和54.7％是经由丹东口岸完成的。而根据中国政府最新披露的海关统计信息，从今年9月开始，中国就已经停止了向朝鲜提供石油。这些石油，大部分通过丹东的铁路向朝鲜运输。

  “朝鲜人？丹东市内的朝鲜人很多，常驻的主要是过来开餐馆的，你看见门口的迎宾小姐们穿的是朝鲜民族服饰，那十有八九就是朝鲜人开的饭馆了——都是他们国营的，过来赚外汇。”小伙子继续介绍，除此之外，他并不了解什么是“逃北者”——这一术语是韩国媒体的发明，对于他来说还相当陌生。但说起“那边逃过来的人”，小伙子连连摇头，“这事儿不能随便说的，最近风声比较紧，这个干系我可担不起，你们又是，我在深圳的时候还看过你们凤凰台的电视呢。”

  尽管一江之隔的朝鲜最近刚刚进行了核试验，但从街面上似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对于丹东人来说，核试验离他们的生活相当遥远，除了丹东经济的支柱“边贸”受一定的影响之外，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像平时一样继续。

  从丹东向北车行700多公里，吉林省的延边自治州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延边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看似和丹东一样宁静，由于今年来不断有韩国人来这里投资，而许多延边人在“劳务输出”韩国以后又回到延吉生活，这里更像是韩国的城市，到处是韩文标识、有韩国报纸售卖，当地人介绍，不少居民看韩国电视。

  但朝鲜核试后，头顶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军机留下特有的噪音为这个城市加注了某种紧张气氛。——延吉的机场军民两用，在市区就能看见军用飞机打开起降轮低空飞行。据一位与当地驻军有密切联系的的人偷偷表示，核试后，中国边防军军官停止一切休假，军用飞机的起降也更为频繁。

  “你问朝鲜搞核武器？什么玩意啊？他们能不能先管管自己老百姓的死活？人饿得全他妈跑中国来了。”几乎所有被探访的延边地区中国居民都对朝鲜核试抱嗤之以鼻和无所谓的态度，对朝鲜核试后当地暗藏的紧张气氛都大不以为然。

  这里是真正见识过朝鲜困难的地方。公开资料表明，延吉朝鲜族自治州是“逃北者”最集中的地区。许多逃北者所讲述的经历里面都表明，延吉是他们在中国藏匿的第一站。延吉当地人介绍说，在2000年前后，甚至在大街上都随处可见从朝鲜过来的人，“他们和我们的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又矮又小”。这里的人大都是朝鲜族人，不少人曾热情接济过偷渡过来的同胞。

  一个多月前，当地媒体还曾报道过，深山之中发现几个衣冠蓝缕、蓬头垢面的“野人”，专在夜晚下山偷吃地里的青菜，后经当地公安搜寻，果然抓到几个“外国人”。

  据说，在合龙等地与朝鲜只有几米距离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当地很多百姓曾在睡觉前把食物放在门前，等待“那边”过来藏匿在山林中的人夜深人静之时过来拿取。

  “你说老百姓都饿成那样，还搞什么核武器那不是撑着了吗？”一位从记者口中才听说朝鲜刚进行了核试验的当地人说。

  并非所有人都对朝鲜人持完全的同情态度。因为朝鲜那边过来的人一开始就是讨口饭吃，但越到后来麻烦就越多，先是随着朝鲜逃难者的增多，盗窃事件慢慢的变多，最后则是对岸的武装人员不断越境，并带来一系列的武装抢劫、杀人事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延边州公安边防支队的大门以外，立着一排宣传栏，其中公示了“近年来该州边境地区发生的境外军警人员越境滋事和朝方人员非法越境后在中国实施的盗窃、抢劫、杀人选出的典型案例”。

  在2002年至2003年间，中朝边境的冲突纠纷达到了某一些程度的高潮，或许正是基于对这一形势的考虑，吉林当地媒体此后曾高调表彰、纪念在与朝鲜武装犯罪团伙的斗争中牺牲的武警士兵。

  图门市离延吉五十公里，因图门江而得名，其规模远不如珠三角的一个乡村小镇。图门江是中朝两国在延边一带的界河，与图门市隔江相对的是朝鲜南阳市。

  海外新闻媒体报道说，朝鲜核试验后中国紧急修筑铁丝网，但图门附近并无踪迹，图门市在中方的一侧是“江滨公园”。初冬正午的阳光下，只有当地一些花甲老人在聚堆打牌下棋，就没有游人。

  因为浅浅一江之隔，就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度，所以通过望远镜看看对岸成了一桩生意，每人次人民币十元，就可以在没有一点武装的边防武警陪同下走到大桥中心线的位置，观看朝方和在此拍照留念。

  或许是游人不多之原因，带领记者走到大桥中心线那个武警显然很有耐心，记者长时间停留并拍照，他毫无厌烦和催促，一直安静地站在旁边。当记者问他关于对岸的情况时，他一律摇头。

  图门江正值枯水季节，岸宽河窄。站在连接两国的图门江大桥上，记者大致估算一下，从此岸到彼岸大概有一千米左右。但是桥下的水面最窄处大概只有几十米，水位甚浅，这给越境者提供了很好的“跨越”条件。

  中方“边检站”设在桥头，由一幢高楼扮成的“国门”，“国门”的顶端是了望平台。不见荷枪持弹戒备的哨兵，只有两个大妈打着毛衣守着摆着几件“朝鲜”纪念品的小摊，两架高倍数军用望远镜伫立在平台边缘。

  无高层建筑，楼房大多是四、五层，肉眼远望还显整洁，但从望远镜中看去，几乎每栋建筑都是危房，从外观看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产物，几乎所有楼房都墙皮剥落，破迹斑斑。其中最靠近中方一幢的一侧墙壁大块脱落后，又用浅黄色的涂料弥补。所有的“阳台”全部没有玻璃，可以看得见蒙上去的白色塑料布随阵阵寒风轻轻摇曳。

  整个南阳市最整洁、最“豪华”的地方是南阳市火车站，火车站正对中方一侧站前广场的高大墙壁上，画着被朝鲜人称为“太阳”的“永远的国家主席”金日成，这里也是南阳市惟一色彩鲜亮的地方。

  与安静的图门市相比，对岸的南阳市几乎就是一座“空城”。一个多小时内，除了朝鲜边检站附近有车辆出入和人走动外（几乎又都是通关的中国司机），总共看到八个人：三个人无所事事上地蹲在一处矮房前晒太阳，两六、七岁的孩子拿着树枝在垃圾堆旁玩耍，一辆牛车迟缓地在江边路上行驶，在它的身后，是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汉子。“离”我们最近的，是在江边的冲积滩上充当了望哨的简易房（类似庄稼地中的“马架子”）前，一个穿着制式服装（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从他身姿看，似乎是午间生火煮饭寻找枯枝落叶燃烧物。

  将近三个多小时的“观望”，南阳市区内的路上只有过一辆机动车辆驶过，倒是有车从大桥上通过。粗略统计了一下，每小时往返车辆大概有八车次。照一天八个小时工作日计算，全天应该只有六十余辆车次往返。

  往返车辆全部是中国牌照的货车。过去的全是重车，其中一辆车厢里散放着编织袋装起的杂物。从那边回来的货车是空车，上面粘着黑呼呼的印痕。摆摊的大妈说，那都是过去送沥青的车子。

  在公路桥右侧八百米处，是连接两国的铁路桥，目前每天只有一趟火车过去，去时重车，回来空载。大妈说，自从“核实验”后，这边过去的车辆，明显减少。

  网上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朝鲜难民拘留所”、“延边外国人拘留所”，真正挂牌的名称是“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

  “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矗立在延（吉）图（门）公路接近图门市郊附近的半山坡上，是由浅色的围墙围着的一个大院，围墙带电网，约能容纳七、八百人甚至更多。

  据当地人介绍，收容审查所由公安部下拨专款修建，它归吉林省边防总队代管，真正的领导是北京方面直接指挥。吉林省各地抓来的 “逃北者”全部安排在再此处，经逐一甄别后再统一移交对方。

  “朝鲜人惨啊，抓回去了用铁丝穿锁骨，绑成一串。”几乎每个延边地区的人都听说过朝鲜人的悲惨故事，见过逃过来的朝鲜人。一位当地边防武警领导向本刊证实了所谓“逃北者在边境被交还朝方后，一律被铁链穿锁骨带回”的传闻，并表示，2004年，中方曾就此行为与朝方进行过交涉，此后，朝鲜方面停止了这种“不恰当的解决方法”——至少没有当着中方人员的面进行过这类“处理”。

  据他介绍，大规模收容遣返多少与2002年前后韩国不少民间组织在北京策划朝鲜人闯馆造成巨大国际影响有关。

  对网上的传言，他说：“我们也很为难，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这些人确实是‘非法偷渡’，应当被遣返。而且这几年跑过来的人慢慢地多，社会治安上也存在很大压力，同情也好，怜悯也罢，我们边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保境安民。”

  所有的逃北者都害怕身份暴露，被“遣返”，甚至“被北朝鲜特工绑架”。现有的图像资料和逃北者的证词表明，在朝鲜所设立的集中营，劳改营，管理所等各种迫害机构中，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除了每天的高强度劳动，家常便饭一般的严酷体罚，“罪犯”们还要参加紧张的政治学习，以“洗心革面”，“长官”鼓励犯人们互相举报“错误言行”，精神上的折磨可能比肉体还要严厉。由于朝鲜长期粮食供应不足，在黑市上贩卖粮食有暴力可图，本应每人每天750克由豆类和玉米组成的口粮，往往被管理人员克扣掉玉米，仅留下350克左右的豆类。

  记者问当地一位曾参与向朝方移交遣返人员的人：“朝鲜对那些遣送的难民是否还有惩罚？”他回答说：“只要把人交给对方，根本都不回头看一眼，一眼都不看，起身就走……”

  当地人证实，经过2005年底和2006年初进行的大规模收容和遣返，最近很少听说有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被抓捕收容的行动。

  或许因为大规模遣返已逝去，“延边边防支队收容审查所”外，看不到有接送被遣返人员的车辆进出，“收容所”的里面也非常安静，当地人说，可能现在里面已没有“待遣返人员”。

  在没有熟知内情的人带领的情况下，外人很难在图们，延吉，丹东的市内发现“逃北者”的痕迹，与其他的边境小城一样宁静而祥和。但就是在这些城市所辖的县，近郊，甚至市区，记者还是找到了许多逃北者。在某个逃北者集中的农村访问时，陪同的当地公安甚至承认，在这一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许多逃北者——在“风声不紧”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毫不隐匿自己的行踪，几乎已经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了。而那些“暂住”于城市的逃北者，则更难访问到，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韩国。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